三个著名基督教组织的见证
二00二年，地方召会主动接触“基督教研究院”，也邀请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与地方召会对话，以及寻求接触那些较为公允的神学家和基督教领袖，并与主流基督教媒体接触，以愿其深入研究地方召会教训的正统性。
二00三年，美国颇具权威性的著名基督教护教及异端研究机构―“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开始与地方召会的带领人开始沟通，他邀请巴沙迪诺-格雷琴（Gretchen Passantino，“真道实践会”创办人之一）和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一同会见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的代表。
经过此次会晤，汉尼-葛夫汉克听到弟兄们的慷慨陈词，逐项肯定地方召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他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为该院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追溯历史，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召会进行评估，特别是在一九七七年，当时的“基督教研究院”院长马丁，在安那翰的“美乐地基督徒中心”聚会中演说，曾使用巴莎迪诺夫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对地方召会公开批判和定罪。他又作为美国广播节目的“圣经解答者”，甚至向听众推荐《弯曲心思者》这本邪恶的书，对李常受及地方召会大加攻击，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但至此，“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决定重新评估地方召会的教训和实行。他们愿意撇开以往的断章取义作法，详读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著作。关于地方召会教训和实行的资料，当初进行初次评估的年间是无法取得的，现今地方召会已在美国多年，尽管有人仍然倚靠过去的评论，但“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已开始利用现有完整的信息。无疑的，这次评估的结论将会比几十年前的初次评析更加全面。
二00四年下半年，“富勒神学院”与来自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的代表进行了另一次对话，针对地方召会的教训与实行，作了一次广泛且审慎地检视和评估。以后，论到与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代表的数次会谈，他们说：“我们的对话诚恳、敞开、坦率，且毫无保留。”
证实福音―“富勒神学院”声明
二00六年一月五日，“富勒神学院”发表了一篇声明，全文如下：
“富勒神学院”（以下简称“富勒”）与地方教会同其出版单位水流职事站的带领弟兄们，最近完成了长达两年的广泛对话。在此期间，“富勒”对于地方教会主要的教训与实行，特别是水流职事站所出版，李常受、倪柝声两人的著作，进行透彻的审阅与查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答复一些与该教会有关的质疑与指控，并从历史以及正统基督教的眼光，将倪、李两人，以及地方教会的教训与实行加以定位。“富勒”方面，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校长暨基督教哲学教授Dr.Richard Mouw、神学院院长暨神学与伦理学教授Dr.Howard Loewen，以及系统神学教授Dr.Veli-Matti Karkainnen；代表地方教会的有：陈实、何子建，以及Dan Towle；代表水流职事站的有：Ron Kangas、Benson Phillips、Chris Wilde，以及余洁麟。
“富勒神学院”的结论是，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基本面，均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合于圣经的基督徒信仰。“富勒”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断定，一般批评者对于这份职事的描绘，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该职事的教训。在这点上我们发现，某些圈子的人对倪柝声与李常受教训之理解，与两人著作中的实际教训，有极大的差异。特别是李常受的教训，受到明显的曲解，以致常为一般基督徒大众，特别是那些自称福音派的基督徒所误解。当我们公正地以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角度，来查验这些有争议的教训时，我们每次都发现，这些教训具有重要的圣经与历史根据。因此，我们相信，它们值得整个基督的身体，加以关注并考量。
为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我们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进行对话之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理清，该教会的立场是否符合一切真基督信徒所应遵守的真正基督徒的基要信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在基本的信仰原则上有共识，那么其后的对话，以及一些次要教训的讨论，会自然而然地落入基督徒交通的范围。这是我们借着阅读他们的出版品，以及与教会及其职事代表五次面对面的会谈，所得的结论。我们发现，他们在神、三一神、基督的身位与工作、圣经、救恩、教会的合一，以及基督的身体等教训和见证上，都绝对合于正统。不仅如此，他们的信仰声明，虽然形式不同，但与主要的信经一致。我们能够确定地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份职事的带领者，或是接受水流职事站出版品中之教训的地方教会成员，有任何邪教（cultic）或类似邪教（cult-like）的特征。因此，我们能够毫无疑虑地接纳他们为真信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并且毫无保留地推荐所有的基督信徒，都和我们一样，向他们伸出右手彼此相交。
我们的对话诚恳、敞开、坦率，且毫无保留。其中有几个主题，是我们“富勒”方面特别想知道的，如：三一神、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人成为神、形态论，他们对“地方”教会的解释和实行，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以及他们对地方教会以外信徒之态度等。在这些议题的每一个讨论上，我们都被赋予完全的自由。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发现这些外界的理解，都远远偏离了他们实际出版的教训，以及地方教会信徒的信仰与实行。
本声明的目的，在于为关心此事的人，提供一个概略性的回顾，使其得知此对话的过程，以及我们最终的结论。在这份简要的声明后，我们会在要来的几个月里，提出一份论文，详尽地说明前述以及其它重要的神学议题。地方教会与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同意针对几个主要的议题，摘要式地陈明他们的教训。经过这次深入的研究与对话，“富勒神学院”将根据我们对该职事的了解，提出我们对其教训的评注。
“华人教会正统信仰”讲座
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由“美国富勒神学院”和“香港真理书房”及“台湾福音书房”联合主办了“从历史、神学及护教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讲座。
根据大会现场派发的“富勒神学院”声明，指出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导与实践，在每个方面都体现那真正的并合乎历史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该院一批高层曾经与地方教会以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的代表进行为期两年的详细对话，并全面审视其主要实践与教导，特别是倪柝声与李常受的教导，而得出此结论。
上午的两节讲座于“中国神学研究院”举行，有约八十人参加。在第一节，“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杨庆球教授以“从教会历史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为题演讲，从早期教会的信仰前设谈起，论及正典的确立、福音派与正统的关系，以及中国教会的正统与别异宗派。
杨庆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不能超过圣经，而圣经来自使徒的教训；而历代教会的传统甚至教父的说话并不绝对正确，但只要仍在圣经的规范中，都值得尊重。而福音派信仰的特质是肯定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真实、普遍的。他说，福音派并不拥有全部真理。他并补充说“因而有对话学习机会”，但肯定“这”真理，并有系统地趋近它。在论及中国教会的正统与别异时，杨庆球引用一九九八年河南四大教会系统代表所完成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他以当中有关三一论的部分为例，指其提升了中国基要教会以往由于不了解而故意忽视的缺点（其论文注释举例，王明道觉得三一论难以理解而不重视之）。他又说，在教义上教会绝对有权定违反圣经者为别异宗派，但这是消极做法；就积极而言，应以圣经为基础彼此沟通，寻出合一的真理。但他慨叹所谓“别异”者亦自视为“正统”，不与其他“正统”对话，结果对立持续，“这是主再来前的无奈”。
“台湾福音书房”的余洁麟回应时指出，基督徒应相信神是三一以及基督的神人二性；但真理亦有其吊诡性（Paradoxical），如三一、神人二性，以至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超越与临在等等，其奥秘在坚持二者并立，虽然于人的理念所不能至，但为神的启示所必须；只谈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失去平衡，就是异端。
余洁麟说，“正统”与“正统”之间的对话需要双向进行，讲而不听，无助沟通。他承认，以往地方教会的努力，有祝福，也有失望。而地方教会称自己是主的恢复，并非指自己是惟一的恢复，而是在历史上主恢复工作的一部分。
上午第二节以“从神学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为题，由“富勒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Prof.Veli-Matti Karkkainen主讲，试图勾勒一套协调神学（Mediating Theology）：在界定共同核心之同时，亦承认歧异的重要性。
Karkkainen指出，非此即彼的态度有时是需要的，如旧约中“事奉巴力还是事奉耶和华”的例子，但导致真诚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往往不是涉及如此戏剧性的抉择。他将异端（Heresy）分为三层次：一、关乎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等重要议题的异端；二、以宗派或传统为判准的异端；三、生活文化异端（如敬拜形式之争）。他指出，第一层的确有将人推离基督教信仰范畴的危险，第二层却不一定与第一层有关，至于第三层有时更具误导性，但不同的基督教传统谈到异端时，有时却不会这样细分。
Karkkainen进一步认为，上述的第二及第三层次“异端”，其实仍应被视为属乎基督教信仰之中，因为基督教教会在教义诠释方面可以有所不同，却又不致互为矛盾或互相排斥。他以圣化论「Theosis；“神子成为人，使人可成为神”（亚他拿修）」为例，过去更正教认为圣化论过分强调人在救恩中的意愿与主动，与因信称义直接对立；然而经过讨论，当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救恩论中重新发现圣化论，有信义宗和其他更正教的神学家开始接纳圣化论不单是一个合法的基督教救恩概念，且有其历史源头，过往指控其为泛神论和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人靠己力能满足神旨要求）亦纯属误解。
同时，Karkkainen指出，倪柝声及李常受所阐述的地方教会信仰就属于圣化论的范畴，地方教会亦因而常被称为“异端”。而在二00四至二00六年，他有份与水流职事站的成员对话，结论是圣化论乃合法的基督教救恩概念，而水流职事站成员关于三一论与基督论的说法，虽然有需要小心阐明，却仍属基督教正统范畴，不应被称为异端。
下午的公开讲座以“从护教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为题，移师浸会大学举行，逾二百人参加。公开讲座由陈启宗主持，首先由“中国神学研究院”周永健院长以及“富勒神学院”神学部院长Prof.Howard Loewen，分别就上午的两节讨论作出报告。然后，由美国路德“路德神学院”（Faith Evangelical Lutheran Seminary）的Gretchen Passantino主讲。
Gretchen Passantino回顾自己三十多年来在加州当地的护教工作，并多次提及自己会称地方教会的成员为弟兄姊妹。她说，在一个很多人需要听福音且会因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国度，不能因为人家不用自己的词汇和实践方法就将对方拒诸门外。
而在随后的回应环节，“台湾福音书房”的余洁麟说，事情有时不单在对错，也在态度。他鼓励自己的团体，要常被提醒，需要在态度上和处理其他信徒的关系上天天平衡、改正、学习。
整天聚会的参加者包括来自多间本地神学院的讲师。而美国《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专栏作家、畅销书《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作者David Aikman亦为座上客。
护教结论的再思―“真道实践会”声明
二00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真道实践会”以「护教结论的再思，引“地方召会与水流职事站”为例」，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乃是经过三年审慎的研究、对话和检视、以及神学分析，资深护教人士，同时也是“真道实践会”会长，及创办人之一的巴莎迪诺，连同“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连同《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米勒-艾略特共同作成结论：“与倪柝声、李常受的教训，并水流职事站有关之地方召会，持守并教导基督教正统神学，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基督徒运动；故此不应该被贴上神学异端，或“邪教”标签；即便“邪教”一词纯属神学用语，如已故马丁博士的《新邪教》和巴莎迪诺夫妇的《面对邪教诸议题》书中之定义，亦不该用于地方召会之上。”
该声明又说，此一重新的评估，相距巴莎迪诺夫妇和马丁博士所作的初次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故更加值得推荐。尽管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起初表示，此运动并非不是一个，非基督徒的邪教，倪、李两人的著作，充其量只是颇具争议性；他们强烈抨击此一运动神学的根据，仅限透过出版品的了解。虽然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在一九八一年后，就不曾对此运动作过任何论述。然而，多年来，基督徒研究所之出版物论及“地方教会”时，仍多复述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之观点。
三年多前，巴莎迪诺女士（于二00三年巴莎迪诺先生过世后接管真道实践会），汉克-汉尼葛夫（于一九八九年马丁过世后，接管基督教研究院）和米勒-艾略特（《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创刊编辑），回应该运动出版单位水流职事站之邀，就其教导和神学，进行对话与重估。
自从当年的批判以来，巴莎迪诺夫妇，米勒-艾略特，及汉尼-葛夫汉克逐渐领会，要了解一个人的意思，必须进行当面对话，听其言，观其行，而非仅凭文字，即便是原始出版品。“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近年来采取新的策略，要求在出版正式评论之前，必须与具争议性的个人及团体直接互动。巴莎迪诺女士解释说：“我们对撒旦教和新异教主义，所作指标性的研究工作，以及与其他单位合作对“普世神的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和其他运动及议题的卫道工作，证实并加强了此一原则。使得我们非常愿意对这个从出版品看来问题重重的地方召会运动，进行再次评估，并且接受卫道人士的不同见解。”
三年多来，“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不受任何限制地取阅地方召会所有的文字出版，与领导人士进行数百小时的直接对话，并且完全自由地接触地方召会中的成员。“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也花了数百小时在神学分析和研究上，包括与多处神学研究所的知名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咨商。巴莎迪诺表示：“我们不只对此运动的信仰有更正确，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也清楚看见，虽然我们先前的评议，在卫道界中尚属温和者，却对其核心教义的正统性，仍具误解并作出不实叙述。”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巴莎迪诺夫妇（在两本小册里）描绘李常受的教训，介于背道和异端之间，加上马丁（在《新邪教》一书中）对其神学提出严词批评，指称该运动并非基督教外的邪教。
七十年代开始，其他研究人员为此运动贴上邪教标签，并且发出警告指称，该运动在神学上的异端之外，还造成心理上、社会上的伤害、及犯罪行为。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安格堡与威尔敦二人仍在其《邪教暨新兴宗教百科》一书中，仍将此运动与那些具有危险、破坏、犯罪行为、并神学异端的团体并列。
因着此运动源自中国，在中国拥有广大信众，信奉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利用此类负面报导，作为其指控此运动有关的中国基督徒从事不法行为，并加以定罪的理由之一。安格堡与威尔敦书中恶劣的指控，与二十年前（尼尔-达迪的《神人》一书）如出一辙，对于此运动在中国因着召会事工不断面临政府限制、指控，并给定罪的信徒们，造成极大的危险。在此一危机下，地方召会的主要教师（他们拒绝形式上，圣品阶级的领导职分，但不否认信徒中间有带领和教导的职分）接触不同的基督教卫道人士，寻求对话和重新评估。“真道实践会”与“基督教研究院”对此表示欢迎，并携手共同参与。
近年来，地方召会与水流职事站在获得北美基督教团体广泛认同的事上，颇有进展。“富勒神学院”也进行了与“真道实践会”和“基督教研究院”类似的对话和检验，作出以下结论：“地方召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基本面，均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符合圣经的基督徒信仰”。水流职事站也成为“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协会”正式会员，享表决权利。
在对话过程中，地方召会领导人士，水流职事站，“真道实践会”，和“基督教研究院”均同意，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在二十年前所作的严词批评其来有自，其间并无蓄意抹黑，及恶意中伤。造成此种片面评论的原因，主要源自缺乏直接的互动，中美基督教在文化、语言，和教会论上的差异，和当时双方不晋成熟的解析宗教分析。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巴莎迪诺女士说，“就是倪、李两人的教训，与早期教父和今日东正教的某些发表有相似之处。”她接着说：“倪、李两人都从未表示，他们所教导信徒个人圣别的变化，延自初期教父，或东正教中的‘人成为神’（theosis）的教训，或与其相似。因着我熟知七十年代西方异端团体在此题上的异端教训，所以很容易将倪、李两人的教训，与我所熟知的（异端）团体，而非我较不熟悉的教父和东正教神学，联想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重新检视这些具争议性的教训，“真道实践会”与“基督教研究院”藉着阅读相关原文，与更完整正统神学补充比对，作了更公正的评估。“我们的结论是，”巴莎迪诺表示，“多年前我们之所以一再视倪、李教训为背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所持的实在不是异端观点，他们的观点均意指正统。”解开这个难处的钥匙，就是直接的对话。从第一次会面后，巴莎迪诺女士，汉克-汉尼葛夫，和米勒-艾略特便知道这些地方召会的代表，乃是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巴莎迪诺女士说：“当他们肯定正统神学，否定异端，并向我们解释他们的神学时，我便知道要正确评估这些人，直接的互动，不可或缺。”
“真道实践会”和“基督教研究院”完全清楚，在一些次要的教训和实行上，地方召会与许多美国福音派教会有别，但他们肯定倪柝声、李常受、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的基本教义，完全合乎正统。他们也将对地方召会教训的研究，发表在该年的《基督教研究学报》上。并强调水流职事站所出版的长篇教义阐述：「关于众地方召会及水流职事站的教导声明―与“富勒神学院”对话之回应」，展示了地方召会中心教义的正统性，并对那些最令其他基督徒困扰的次要教导提出解释及说明。
米勒-艾略特访问中国的见证
以下内容，是《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米勒-艾略特访问中国的见证：
地方教会有其另一面，是许多西方基督徒不了解的。因积极回应他们开启对话之请，汉尼-葛夫汉克、巴沙迪诺和我，有幸亲自目睹地方教会的积极面，不仅在西方，同时也在东方，包括中国国内许多的省份和城市。
你若投入足够的时间，按其上下文研读地方教会的文献，与他们的领导人和会员交谈，观察他们如何过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和团体的教会生活，你就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这班人不仅是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更是基督徒的楷模。这一群信徒在对基督的忠信及所受的训练上，要让大多数西方的基督教团体羞愧。他们经过火炼逼迫的试验，仍然坚定站住，以致被煅炼成基督的样式，感人至深。他们对耶稣的爱令人佩服，他们奉献的生活折服人心。
二00八年十月间，汉尼-葛夫汉克和我花了九天的时间，走访中国沿海各地。当地圣徒热力四射，我们深受他们的灵和见证所感。他们亲述主如何在他们多年被监禁之中维持他们（有一位圣徒被关了二十四年），坐监的原因不外是承认耶稣的名、传福音或聚会。我们在华访问的同时，有四百多位圣徒被逮捕审问，其间有在北京参加福音聚集的大学生和工人，也有在杭州参加主日聚会的教会成员。被捕的学生随即得释放，但杭州教会的带头弟兄，被判送劳改场，接受一年至一年半的“劳教”。
在地方教会中的信徒，不仅在言行上对基督有不变的忠信，也特别在意教义的正确性。同时，他们对于邪教很留意，并且会以他们的方式予以抵制。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称他们为邪教时，他们是如此伤痛。
依我三十七年（其间三十三年为全职）致力探研此类事件的心得，我认为地方教会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在世界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追求神的旨意，他们也是该区域最大的基督徒团体之一（地方教会在中国的会众为数约一百万，全球会众数约二百万，主要人数分布在亚洲各国）。
依汉尼-葛夫汉克和我看来，神正在大力使用地方教会，在中国各地带进一个复兴。举例而言，我们参加了一个主日的聚会，聚会从上午九时进行至下午二时，这是在南京的教会（位于江苏省，政府特许他们公开聚会崇拜），两层楼的会所，座无虚席。在聚会主要程序之后，青年人（主要是当地的大学生）挤满了二楼会场，分成小组聚集。汉尼-葛夫汉克和一位传译，坐在一个小组中间，我则参与另一个小组。借着大家举手表示，我得知所在的小组里，没有人得救超过六年；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他们是在与地方教会的人一对一的接触时，感受到他们的属灵活力及其对人生的目的感，而被吸引（在江苏省，在教堂以外传福音仍被禁止）。这些青年人谈到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灵性的空虚；再加上身为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惟一的孩子，长辈所有的希望都投注在一人身上，而大学毕业生求职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所以他们备感压力。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学生中有四十多人排着队受浸，其中有一位是在听过汉尼-葛夫汉克的见证后，才相信的。
汉尼-葛夫汉克和我深信，任何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不论他起初对地方教会多么有疑虑，只要和我们一样去接触地方教会，也必会承认他们持有真正的、正统的基督徒信仰。地方教会只不过是以与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背景来追求基督信仰；正因如此，对我们来说，他们显得特立独行，令人生疑。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源于基督信仰的。基督教最初成长的背景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而这种背景对基督教思想与传统，带进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因着神普及的恩典，希腊罗马文化为教会神学研究提供了极有效的思维工具，却因着在文化中所既存人类的罪，也曾在教会中造成盲点。中国千百年来虽具备高度典雅的文化与文明，但与任何先进的文明一样，与西方的世界观和影响力差别甚巨。然而，其中仍有神普及的恩典，当然也不脱人类罪的因素。
读过中国的历史和在华传教史，以及多年前读过倪柝声的著作，再加上这次和数十位中国的信徒面对面交通，我发现中国人对真理和属灵的实际，表现出强烈的热诚与渴慕。换句话说，按照提多书一章十二至十三节，古代的革哩底人中有“说谎的，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里的基督徒，需要严厉的责备，对此使徒保罗说“这见证是真的”；因此，我想我同样可以直言，在中国，认真、虔诚、全然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信徒人数，绝不为人后。
地方教会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的地方教会，虽然在高深的神学训练上显得捉襟见肘，但他们对认识什么是新约教会，并活出新约教会的饥渴，是昭然共见的；也正是这个饥渴维持他们，度过了数十年严峻的逼迫。
我们错了―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二00九年十二月，“基督教研究院”这个曾经是在美国最反对地方召会的机构，在发现自己造成错误后，极力尽己之力，弥补自己对地方召会造成的伤害。于是，拟将针对中国基督徒地方召会倪柝声与李常受所发起的地方召会运动进行了一项为时六年的研究成果，以整刊六十二页的专文发表于基督教研究期刊，标题为“我们错了”。
二0一0年一月，第一期的基督教研究杂志《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将几乎全部篇幅让给“基督教研究院”。这期杂志主要的内容是由米勒-艾略特（该杂志总编辑），写的一篇分成七个部分的长篇文章，还包括由汉尼-葛夫汉克（基督教研究院院长、美国最大基督教电台的负责人）所写的短篇“院长前言”的文章（标题也是“我们错了”）和另外一篇附加的由巴沙迪诺女士（“真道实践会”创办人之一）写的文章。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第一次，在众地方召会之外，有人正当地研究了地方召会的教训和实行，并对于倪柝声和李常受的颇具争议的教训写了杰出的辩护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是从第三方特别的视角写的，从而不一定在每一方面反映地方召会的观点，但如三一神等教训，都得到了强有力地肯定。感谢主，期待这期杂志将对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并对于进一步打开真理的门十分有益。
院长前言-我们错了！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项为时六年，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的运动，所作之研究的成果。虽然倪氏为着他的救主死于共产党的劳改监狱，但他的职事并未因此而消殁。在其跟随者李常受的带领下，倪氏的职事和信息传遍中国，扩展至新加坡和台湾等环太平洋国家，至终及于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会，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LSM）。
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我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为敝组织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但并非总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事实真相到了二00三年才逐渐浮现。那时，我邀请巴沙迪诺女士和米勒-艾略特，一同会见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在那次会晤中，我听见他们慷慨的陈词，逐项肯定地方教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地方教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用自己的话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却启示于三个永远有别的身位；相信人永远无法在本质上达到神格；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教会”，而并非“只有他们是教会”。
于是，我展开了一项研究计划，其成果见于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长版封面故事。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至法庭文件。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
巴沙迪诺女士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信徒说：“我错了。”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米勒-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说：“我错了。”这位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他们说这话时并非只是一时情感冲动。不！他们是经过多年亲身严谨的研究，才说出这话。
论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论（由拙作《末世密码》可见一斑），我们与地方教会仍有显著不同；但论到基要的基督徒教义，即殉道者为之抛洒鲜血者，我们则是并肩而立。
“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议，并非首次；千禧虫便是典型的例证。一九九九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的封面故事标题为“千禧虫之害消除了”。结果，我们被说成是“漠视真理”或“全然无知”，俨如鸵鸟将头埋在沙里。当我在“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上表示千禧虫甚至不会是二000年的十大头条新闻时，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一位广播员甚至说，我手上染了上百万基督徒的血，因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正在贩卖冷冻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护者，向我大发烈怒；上教堂之人的愤怒也临到我身上，因他们确信他们的带领人，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联者，绝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出错。
另一次重大的争议与阿姆斯壮赫伯特（Herbert，W.Armstrong）的“普世神的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有关。九十年代，我开始与教会领袖会晤；当时所爆发的争议，如今仍历历在目。然而，一九九四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和“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有幸能首先公开宣告，“普世神的教会”已走上一条教会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一条将他们从邪教国度引向基督国度的路。不仅如此，我有幸能为“普世神的教会”主席卡客-约瑟的著作《被真理变化》（Transformed by Truth）撰写前言。如今，他不仅是我的好友，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走过了从邪教到基督的漫长道路）。
在那些日子，我们的事工机构十分感谢邪教专家塔克-路得（Ruth Tucker）博士、《今日基督教》的奈夫-大卫（David Neff）、阿苏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向这“重生的教会”所展现的友谊和支持。我们都相信，若是神能借着改变领导人的心，而转变整个运动的方向，那么神更要因着我们向祂持续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
凭着神的恩典，卡客-约瑟能说：“我们错了。”如今，关于我们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立论，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以下的说法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领袖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指二00七年一月福音派人士的公开信），要求地方教会承认他们错误的教训和实行；这些领袖怎么可能错呢？无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
在风波期间，我提醒同仁们，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场。到头来，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是因为真理至上！
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这事实我无法忘怀，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一位中国妇女，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才刚讲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没有丝毫的自怜，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讲完之后，她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与她和众多像她一样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汉尼-葛夫汉克）
类似邪教、偏激、抑或（异于传统的）正统？重新评估“地方教会”运动
该文是这期杂志的主要内容，由米勒-艾略特亲自撰写，针对福音派人士签署的所谓公开信，在各方面作了回应。开头讲到“地方教会―其运动与争议的缘由”，然后论及福音派人士公开信议题：关于神的本质、关于人性的本质、关于福音派教会与宗派的正当性，和关于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诉讼。
在“关于神的本质”标题内容中，米勒说：“我们曾以为他们教导形态论，但那是因为我们像许多反邪教运动的人一样，从未花时间仔细研究地方教会整体的教训，好明白这些教训的上下文，以及其前因后果。…我们必须先确立的是，地方教会常以健全、正统的方式陈述三一，…我相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些指控地方教会在神圣三一的认识上为异端、偏激、口是心非、自相矛盾的话，都是不成立的。正如我们在“基督教研究院”的人，承认我们曾错误地指控地方教会是形态论者；我相信其余批评地方教会的福音派人士，若能持平论事，并愿接受改正，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
…西方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是三神论者（相信三一是由三位分开的神所组成的）。然而，许多人似乎又不时地持守暗示三神论的信仰。李氏基于相信神圣真理有两面，就教导说，‘要正确地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持守真理的两面。圣经中对三一神纯正的启示，在形态论和三神论两个极端之间，占着中心的位置。’就李氏而论，地方教会在维持这个平衡，但多数福音派的人却不然。地方教会辩称，这就是他们的教训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三神论者很可能将正确的三一论解释成形态论；正如形态论者很可能将正确的三一论解释成三神论。
…正统基督徒必然同意李氏所说的，我们需要在形态论和三神论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问题只在于决定平衡点在哪里，在整个教会历史中，这个议题一向很棘手。在历史的正统上，东正教比较倾向三神论，而罗马天主教比较倾向形态论，但几乎没有人指控任何一方教导关于三一的异端。同样的，或许可以说地方教会倾向形态论，但若要说他们是形态论者，是无法成立的。”
在“关于人性的本质”标题内容中，米勒说：“公开信的前段，不外乎摘录一连串李常受看似异端的话，而没有按其上下文为李氏此等教训提供任何解经或解释的根据。…不提供上下文和语汇的定义，只凭这些节录的话当作异端证据，是缺乏学术水平、感情用事、不负责任且无立论根据的；其指控并未顾及地方教会关于‘人性的本质’所作实际的教导。公开信的起草人可能辩称，这只是一封致地方教会的公开信，所以没有提供任何李氏详尽文献的必要。这种说法只有对私函说得通，对公开信却不然。这还不仅是一封公开信，起草人更召开记者会发布其内容，且公布于网站，在福音派人士中间大力传播，并且执意以此公开信，当作针砭地方教会的论证之作，同时也允许他人如此使用该信。
…反邪教研究人员若是断章取义，挖掘出一位教师看似异端或丑闻的言论，为要制造震撼效果，好让大众反对这位教师及其团体，这种行为乃是低劣的‘异端狩猎’。虽然我对参与这封公开信的许多人极其尊重，也不认为他们以往的工作是‘异端狩猎’，但这次他们处理李常受‘成神论’的方式，就叫我很难为他们辩护了。…请留意，摘录者在看出李常受显然不是在作异端陈述时，就立刻停止摘录。…不幸的是，对于为该信署名，或是支持该信的福音派人士而言，还有更恶劣的事。
…公开信‘呼吁水流职事站和地方教会的带领者放弃并停止出版李氏这类言论”是既不实际，又不合理的。他们不会推翻自己所坚信的教义特色，因为他们深信这不仅合乎圣经，并且能使他们的会众得益，更进一步地还能使基督身体其余的部分得益处。他们为什么要放弃他们所信仰的教义？他们所教导关于神与人的本质，完全符合正统；又有谁有资格断言，他们在这个范围之内，对基督身体其他的部分是没有贡献的？
…试想如果有‘来自七个国家，六十位福音派的学者及事工领导人’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要求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方及教职人员‘放弃神学院创办人不正统的言论’，那是何等的傲慢和分门别类？毕竟，有些福音派人士的确认为神学家薛福（Lewis Sperry Chafer）所教导的古典时代论略失正统，就像有些福音派的人士，认为地方教会教导‘成神论’略失正统一样。再说，为什么不去对付圣公会的受洗重生论，路德宗所认为‘在圣餐之内、随着圣餐、在圣餐之下’有基督身血‘真实的存在’，或是拿撒勒人会对‘二次恩福’的信仰？如果福音派人士，都愿意容忍这些团体教义上的差异，即便他们相信这些差异并不符合圣经，对基本教义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什么地方教会就得不到相同的待遇？”
在“关于福音派教会与宗派的正当性”标题内容中，米勒说：“我们若按照地方教会整体的教训来领会这些说法，就会明白李常受所弃绝的乃是宗派主义本身；…该注意以下这点（因这是福音派人士读到李氏关于此事的教训时经常忽略的）：李常受所反对的，既不是在宗派公会里的基督徒，也不是他们在基督的名里所相信、所传扬并所行的一切。事实上，李氏经常赞许其他基督徒领导人或团体的教导、福音和善工，他的教导也从未阻止地方教会的成员与其他基督徒共事，只要不是推广宗派主义，在其余的事上都可共同努力。因此，水流职事站争取加入不同的福音派专业协会，并不抵触他们的基本信仰。
…水流职事站接纳“基督教出版协会”（ECPA）及“基督教出版销售商协会”（CBA）等组织的成员为基督徒，也不否认他们为基督所作的工是正当的。请留意，加入这些基督徒协会的是水流职事站，是一个出版单位，不是‘地方教会’。与公开信所强调的相反，‘地方教会’不是任何‘福音派教会组织’的成员。他们知道加入这些协会，将会造成他们自己的矛盾，也会造成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
在“关于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诉讼”标题内容中，米勒说：“在《神人》诉讼案开庭的第一天，‘伪灵剖析会’（显然预期败诉）基于无力偿付可能的罚款，宣布破产，他们也没有出庭。虽然‘伪灵剖析会’宣称地方教会蓄意拖延审讯，迫使他们破产，因而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从各方的宣誓证词和专家证词所呈现的资料，令人很难想像，他们能有什么辩解的余地。
…反邪教界所认为地方教会好讼的行为，大体上只不过是一种努力，为要与反邪教作者和出版商会面，或向他们发出呼吁，以匡正他们在出版物中对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不实指控；这都有事实堪足举证。反邪教人士也需要仔细审视他们的双重标准：一面强烈定罪并憎恶地方教会对基督徒采取法律行动，以保护其人员的自由、事工和名声，另一面又似乎漠视某些他们自己的出版商，控告其他的基督徒，以保护他们的财务利益。其实后者更接近保罗在林前六1-8节所指的种种情形（参7节）。
保罗为了保护他的自由、职事和名誉，‘上诉于该撒’。地方教会正是如此看待并解释为何他们在已过三十年间，三次不得已地诉诸法律行动。即使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作法，我们仍需要谦卑，看见我们从来不需要像他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一样，面对如此困难的抉择，其后果对于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实乃生死攸关（编者注：关系到教会和个人受到严重迫害）。”
本文详情，见于《关于李常受的教导》网站（witnessleeteaching.com），在“证实与肯定”栏可在线阅读，以下是结论部分。
结论：我们错了
本文针对福音派主要的学者和反邪教工作者所认为地方教会最恶劣的方面，一一作了阐释；同时，也举证说明了地方教会所遭受极大的误解。
当然，关于地方教会的神学和实行，还有其它方面是在反邪教文献中受到批评，而公开信并未提到的。若要进一步阐述这些，便超过了本文的目的与篇幅。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同意某些同仁对地方教会其它方面的批评，包括：1、地方教会的人性三元论，以及三元论如何以一种奥秘的角度来看待基督徒生活；这是我们所不太能接受的。2、他们的释经法，包括时代主义，以及解读预表时较为臆测的取向；也是我们所不太能接受的。然而，地方教会这些方面的教导，无一涉及正统。此外，我们在本文中看到批评者有一种情形，就是不够深入探究地方教会的文献，以找出其教训中平衡的方面；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对许多其它教义的批评上。
我可以预见许多反邪教人士对本文的反应，就像我在多年以前对梅尔敦公开信的反应一样：“米勒显然弄错了！等到我有时间，我自己会去追根究底。”（编者注：梅尔敦博士，即美国宗教研究所所长，在《神人》诉讼案中，曾发表公开信，并提供对地方召会教训多年研究的评论，且对其加以肯定。）
我们祷告神，盼望在反邪教界能有一个觉醒，认清我们基督教研究院在地方教会事件中所遇见同样的问题，包括：1、真理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认错吗？2、在神面前的正确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寻求那些多年被我们冤屈之人的赦免吗？3、基督的爱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在基督徒的交通中，接纳那些我们曾不信任，甚至憎恶的人吗？（尽管在我们之间仍存在着许多文化上的不同，和非基要神学上的歧异。）
反邪教界似乎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仇恨主导事工的决策和行动时，人人都是输家。若不重视重修与和解，愿意承认过去的罪愆与错误，反邪教事工就不是新约的职事。我们能否跳脱僵化狭窄的眼光，采更宏观的看法，就是如何在今日的世界中扩展福音和神的国度，并在全球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支持一个关键性的基督教工作？世界局势正快速地变迁，基督教在西方虽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但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却迅速地成长。然而，在许多福音信仰蓬勃发展的地区，名为“信仰的话”的团体，以及其他出于西方的偏激团体，也在蓬勃发展；基督教又因着异教传统元素的侵入，而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地方教会中，情形要好得多。地方教会要在二十一世纪乃至更远，在捍卫正统教训并开展福音的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虽然我们与地方教会，在信仰和实行的一些非基要议题上，仍存歧异，但我们绝对相信，我们先前将他们评估为“偏激的基督教团体”，对他们并不公平。他们虽然与我们在西方常见的基督徒有所不同，却是一班扎实稳固的正统信徒。（米勒-艾略特）
请教汉克-地方教会是邪教吗？
在本期特刊中，“基督教研究院”以长达六年的第一手研究为基础，作出以下结论：地方教会是一个真实、正统的新约基督教会。
首先，从神学观点来看，地方教会不是邪教。在这层意义上，邪教可定义为一个自称是基督教，却完全否认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伪基督教组织。虽然我个人在次要问题（如大灾难的时间和千年国的意义）上，仍与地方教会抱持不同看法，但在界定圣经正统信仰的基要项目上，我与地方教会是并肩而立的。例如，就三一论而言，我们看法一致：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却启示在三个永远有分别的身位里。即使我们对某些经文的解释有所出入，此真理却是无可辩驳。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长时间与地方教会成员的交流接触，我能见证他们里面对真道的准确性有着高度的兴趣，而这乃是当今福音派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再者，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地方教会也不是邪教。在这层意义上，邪教是指一种宗教或半宗教派别，其跟随者几乎在生活上的每一面，都受领导者强力的控制。投入此教之人的特征，乃是他们对其“教主”和团体的偏执效忠。他们共同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威吓，而受鼓动。如此将地方教会无情地与那些穷凶极恶的社会性邪教归为一类，乃是违背良心的。更可悲的是，这种归类的结果导致地方教会的成员，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遭受压迫和监禁。
最后，地方教会是新约基督教一个真实的彰显。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经受逼迫的苦痛锤炼的团体，地方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可以有许多贡献。言至于此，我立刻想到三件事：
第一、他们申言的实行：并非指预言未来，而是指林前书十四章所说的劝勉、启发、鼓励、教育、装备并解释圣经。借此操练，教会的成员就能透过神的话团体地参与敬拜；第二、他们祷读的实行：一面接受圣经的话，一面在祷告中有效地与神交通，将此二者满有意义地结合在一起；第三、他们对伟大托付（太二八19）的热忱。
若说早期的基督教会有一样标志性的特征，那必是他们散播爱、和平、喜乐的热情，惟有耶稣基督能将这样的爱、和平、喜乐赐与人心。随着我们逐渐深入这个“秘教主义”（esotericism）时代，所有真实的信徒都应该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效法这种热诚。当我远赴台北、首尔、南京等地，与来自地方教会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交通分享时，我亲身见证了这样的热情。
总结来说，地方教会与许多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一样，都致力追求正确的教训（正统信仰）和正确的实行（正统实行）。因此，我们在古训中一同往前：“基要的事上合一，次要的事上自由，所有的事上有爱。”虽然在另一面，我们无疑地将会继续就着次要问题有所辩论，但我坚信，在永世里我们要一同在对神的认识上长大；祂拯救我们，是独凭信心，独借恩典，独因基督。（汉尼-葛夫汉克）
历史回顾-地方召会正统性争议的圆满落幕
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对华人传道人倪柝声与李常受所带领的地方召会公开批判。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日后一连串定罪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职事与地方召会的英文书籍。当这些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之后，传入了中国大陆，以及其它两本诽谤地方召会的书籍《神人》和《弯曲心思者》，导致一九八三年唐守临与任钟详编写了《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据这项资料，政府认为李常受与地方召会为“呼喊派”，并定李常受与地方召会为异端，展开了近三十年的逼迫，将许多地方召会的信徒抓进牢里，有的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判多年的劳改。
二00三年，“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邀请巴沙迪诺女士和米勒-艾略特，与地方召会的带领人开始沟通，撇开以往的断章取义作法，详读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著作。并几次进入中国大陆，与许多经过逼迫后释放的信徒会面，瞭望多年前他们的错误批判，“竟成了日后错误的主要来源”。他们不仅当面向这些信徒承认错误，现更以杂志整刊篇幅公开方式承认当年的错误，且一致肯定地方召会教训的正统性。
另外，“富勒神学院”和其他一些团体及个人，也对地方召会加以证实与肯定。至此，地方召会正统性的争议圆满落幕。我们始终坚信：只要有人，包括原先反对地方召会的人，只要深入地方召会信仰的内容，就会对地方召会做出热情的支持。又如弟兄们所说：“我们也诚恳邀请他们或任何其他人，就着信仰的重大真理，特别就着我们对这些真理的领会，与我们有真实、实质的对话。然而，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深盼他们愿意别人如何对待他们，也能照样对待我们；按照主的教训来彼此相待。”
真理至上，基督得胜！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