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翻译理论概要与中文圣经恢复本之特色

 

圣经翻译理论概要与中文圣经恢复本之特色

明 恩

摘要：历代以来有诸多爱慕真理之人，投身于圣经翻译这项伟大的事业，为使万邦、万族，都能借着神的话认识神并完成神的计划，唯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十一9下）数百年来华语世界先由西方传教士，后由华语学者翻译出数十种的中文圣经。其中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杨格非的《杨格非官话译本》、吕振中的《吕振中译本》、各差会传教士合作翻译的《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简称《和合本》、国际圣经公会主导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华人学者和牧师翻译的《圣经新译本》，李常受主译的《圣经恢复本》、《和合本修订版》等。

以上每种译本的面世都是神的仆人因应时代和读者的双重需求而进行的新尝试和新举措。通过比较阅读，不难体会圣经翻译工作的艰辛和译者的一丝不苟，如此才有各种优秀译本的陆续问世，促成今日由单一权威译本向诸多译本并存发展的趋势，造成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包容开放新局面。笔者对所有中外译者前辈们终其一生的贡献和呕心沥血的付出向神感谢，也为手中有如此之多优秀译本心存感激。因此，本文尝试聚焦于李常受主译的恢复本圣经（以下简称恢复本），将其放在中西方圣经翻译理论的背景之下，对其翻译缘起与过程，特色与挑战做以分析。笔者首先在第一章简要论述中西方圣经翻译理论与原则，然后在第二章阐明恢复本的翻译缘起与过程，接着在第三章，基于上述翻译理论和原则对恢复本翻译的特色作出详细对比与阐述，再后在第四章阐述说明恢复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在第五章对全文做以总结，帮助读者认识恢复本之特点，并用开放多元的态度面对不同宗派特色和神学取向以及不同翻译定位的译本，并选择合适译本供己使用，在生活与事奉当中荣神益人，建造神家。

关键词：直译与意译、信达雅与一致性原则、宗教术语创新与独特注释，机遇与挑战，多元化与普世性

壹、中西方圣经翻译理论

 一、西方圣经翻译理论

   西方圣经翻译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希罗文化时期，其中《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是当时最浩大的翻译工程。其翻译过程跨越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全书最迟约于公元前132年定型。相传希腊皇帝多利买二世（公元前285–246年）邀请犹太各派代表，前去北非的亚历山太城，将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并收藏在该市著名的图书馆内。该译本成为早期教会普遍使用的译本，在当时拥有广大的流通量，直到现代仍是最重要的译本之一。[1]翻译圣经历来是既神圣又严谨的工作，既要确保神学准确性，又要兼顾语言可读性。西方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了两种翻译之法，奠定了后来翻译理论的大致走向。一种是直译，着重保留原文的用字和句构，要求追求字句对应，却易使文本生硬；一种是意译，注重文意通达，不必拘泥字对字翻译，而要求意对意的翻译，却易偏离原文。此二者各有优点和缺点，均需动态平衡。

公元4世纪，耶柔米将旧约部分从主流的希伯来文本翻译成当时通行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虽然他喜欢意译之法，但仍高度重视圣经每一字句的准确，这种对直译之法高度重视的态度，对后来直译翻译传统影响巨大。[2]直到公元20世纪中叶，著名的圣经翻译学者尤金·奈达（Eugene Nida）先后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理论，也深刻影响后期的翻译走向。[3]该理论是先把原文的核心意思分别出来，以求忠于原文意思，然后在翻译过程中不必拘泥于原文文字，而以现代语言表达之，这种理论是对意译之法提出的崭新诠释和支持。而与之相对的叫结构对等或形式对等理论，是对直译的崭新说法，强调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词汇顺序和形式特征，追求逐词对应，以准确传达源语的句法和修辞风格。然而，众多学者对意译法的重视使得在西方翻译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就是翻译不只是视为从一种文字转换到另一种文字，也涉及到把一个文化翻译到另一个文化当中。这种理论叫做同化翻译理论（ Domesticated translation），这种理论的迅速发展与后殖民主义学术理论有关。当翻译者把弱小的文化翻译给较强大文化的读者时，往往使弱小文化逐渐丧失其特色和声音。所以，当代翻译研究的重要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异化翻译理论（ Foreigniend translation）的不同意见，其认为同化翻译有两个嫌疑，要么使弱小文化消失或者失去其特色而被同化，要么就容易陷入〈重写〉圣经的危险，其强调应尽量把原文的字句直接译出来，而非注重语句通顺与否，如此便能将原文（作者）所处世界的文字，意境和特色保存下来，但其缺点也是语言过于生硬，可读性差。[4]所以，仍陷入许多争议。

总之，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直译和意译始终处于光谱的两端，具有无法调和的张力，在翻译过程中均需处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要么直译重，意译就轻；要么意译重，直译就轻。偏重直译是倾向于还原作者原意，又叫做结构对等，形式对等，或者异化翻译；而偏重意译则倾向于适应读者，又叫做动态对等，功能对等，或者同化翻译。总之，所有翻译理论都会在直译和意译二者之间，寻找某种程度的动态平衡。不是偏重于直译，便是偏重于意译，或者在两者之间的某一点。

 二、中文圣经翻译理论

 中文圣经翻译最早可追溯于公元8世纪的大唐景教（源于西方第5世纪的聂斯脱利派），在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碑》中记载有部分圣经的零星译文，但多是口述转译。明末清初，18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曾有部分经文的翻译，但这段时期的翻译多为片段，并未有完整的翻译全本圣经。[5]直到19世纪新教传入中国，逐渐开始有完整的新旧约圣经译本。比如马苏曼和拉沙在印度翻译的马士曼-拉沙译本（1822），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马礼逊译本（1823），还有近现代的和合本（1919），吕振中译本（1970），现代中文译本（1979），新译本（1992），中文恢复本（新约1987，旧约2003）等。

神的儿女们对真理的渴慕在拔高，对真理的认识逐步精进，为了应付时代和读者的双重需要，各种中文版本的圣经在历史进程中相继诞生，其出现如同活水江河滋养万千心灵，默默回应着不同群体的信仰需求。如此以来，以往对单一权威译本的情有独钟不断受到挑战，华人教会出现了多版本共存的多元化局面。虽然如此，圣经翻译仍然需要面临西方翻译时所遭遇同样的困境与挑战，就是如何平衡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在《倪柝声文集》中，神学家倪柝声曾建议用四种方法将圣经重新翻译并进行比较阅读，如此便能正确明白圣经真意。其提出分别在直译和意译二者之间找到四个不同的支点并按不同定位进行翻译，分别是极端直译（严格要求结构对等，只重字词），相对直译（偏重根据上下文来翻译字词句，以确保各字词意义的准确），平衡翻译（极端直译和极端意译两者合并）和极端意译（严格要求动态对等，只重原意不重字词）。[6]这种建议不失为一种平衡二者的绝佳之法。特别对专家、学者们非常有益，他们往往存有各种不同翻译取向的圣经译本，通过研读这四种（甚至更多）不同翻译取向的圣经并加以对比，定能对圣经真意把握得更加准确清楚。不过，该种方法具有局限性，因为大多数圣徒往往一生中只能熟读一本的圣经，也无法像学者那样进行精准比对。

在圣经翻译多样化，译本功能多样化的今天，众多译本中有学者的个人翻译，也有教内组织的集体翻译，不同翻译主题的圣经不断问世，其都是为了应付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而产生。[7]所以，笔者认为圣经译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更适合谁，人们只能根据各自的需求来选择不同译本的圣经加以阅读。

由于受到上述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中文圣经翻译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既有传承也有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以下三种翻译原则。

首先，译自原文是圣经翻译的权威指引。衡量译本好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看其是否忠于原文，是否从权威的原文底本进行翻译，或者是否选择比较和借鉴多个权威底本进行翻译。马礼逊和马殊曼所译的圣经，还有四人小组译本以及郭实猎的旧约译本等都非常强调译自原文。[8]后来死海古卷的发现印证出更加准确的原文，所以，后期许多圣经译本都采用最准确，最权威的原文或者重新翻译或者重新修订，以求与时俱进，更加忠实于原文。

接着，严复于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明确"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其是平衡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一种中国表达。用严复先生的话说，”信达雅三者完全具备，实为做不到”。[9]其提出的“信”，是类似直译之法，强调忠于原文的字词句，强调结构对等；“达”是追求语句的通顺流畅，有点偏重意译；至于严复先生提出的“雅”，则更加偏重意译，重在追求语言优美典雅，特别强调用先秦古文风格来表达其“雅”之韵味，有时甚至牺牲了“信”和“达”，因此造成不小的争议。[10]不过，”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三者虽常难兼顾，但可动态平衡。[11]圣经翻译始终需要在忠实原文与文化适应之间寻找平衡，后续许多版本也都尝试在”信、达、雅”三者之间寻求平衡，许多中文译者都尝试兼顾三者，并在更新的意义里采纳使用之，在动态平衡中追求最好，最美，最达意。目前发展出来的最新理论乃是多维对等理论，它从奈达的功能对等升级为文本、文学、神学、实用四维的平衡。圣经汉译研究专家任东升在其著作中将《和合本修订版》的修订视为“信、达、雅”原则的现代实践，并详细分析了其多维平衡理论和诸多例证。[12]

最后是一致性翻译理论（Consistent Translation Theory），该理论是指一种旨在保持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与译文之间在术语、概念和神学主题上高度一致的翻译原则。其本质是神圣文本内在统一性对译者的强制性约束，要求核心术语、关键词汇等在新旧约不同书卷中能够保持译名一致，是对动态对等理论的补充与平衡。[13]其主要原则与特点，一是能保持术语一致性。比如，相同的原文词汇在多数情况下被译为相同的目标语言词汇，避免因上下文差异而随意替换。二是保持神学概念连贯性，就是对关键神学术语的翻译需反映原文特定含义，避免因文化适应而模糊其神学内涵。三是保持语法与句法对应，尽量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如希伯来诗的平行体、希腊文的从句关系），以反映作者的表达逻辑。[14]四是平衡直译与可读性，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兼顾目标语言的自然表达，避免过度直译导致晦涩。该一次性翻译理论在《和合本修订版》2010版中有诸多充分体现，值得参考。[15]除此之外，早期由德国传教士陆亨利和郑寿麟于1939年完成的《 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也是采用一致性翻译，其将许多词汇从希腊原文直译过来。吕振中译本在严谨使用原文文本方面独创先河，虽然其未采用《 国语新旧库译本》所用一致性翻译法，但凡有难译之字词，均在文中加上翻译注释，帮助读者明白原文字眼和意思。该两个译本都是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尽量采用直译之法。[16]除上述两个译本之外，笔者认为恢复本在成书的过程中，也借鉴并传承了上述译本的一次性翻译之法，并在此基础上修正部分传统译本的缺欠。此外 ，除了以上原则之外，译者往往还会给原文圣经分章节，主题和段落以及大小纲目，有的还会加上图表，串珠以及注解等，在帮助读者明白原文时，对翻译工作做有益的补充。

因此，中文圣经翻译理论仍然需要在忠于原文与文化适应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其中，译自原文的原则是圣经翻译的权威指引之一。任何优秀译本都必须译自一个或者几个最准确，最权威的希伯来文和希腊原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原则是平衡意译与直译之争的中国表达，也是中文圣经翻译的重要原则之一，众多中文译者都竭力追求在三者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目前最新的多维对等理论也是如此，要求无论在文本，文学，还是在神学，实用层面都能达到最达意，最通畅，最清楚明了。最后是一致性翻译理论，是对意译之法的有益补充，确保原文与译文之间在术语、概念和神学主题上高度一致，以维护圣经文本的连贯性和准确性。总之，在中西方圣经翻译史上，直译与意译之争从未停歇，也在不断发展和平衡之中。

 贰，圣经恢复本翻译缘起与过程

 接下来笔者将首先对恢复本翻译的缘起与过程作以陈述，在下一章将对其特色做出详细比较和分析。

 一、翻译缘起

 神学家倪柝声早在1948年就有重译中文圣经的计划，乃是鉴于影响圣经翻译的四大因素：一是翻译圣经所用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底本有新发现；二为顾到特定人群需采用不同翻译原则；三是人类语言的变迁，已过译本语言已不能适应当前时代需要；四是神圣启示不断恢复和发展。因此，修订或重译圣经日益具有迫切性与必要性。所以他提出采用极端直译，相对直译，平衡翻译及极端意译的四个侧重点来翻译圣经。[17]可惜因时局变动，其没有机会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李常受先生作为其亲密同工，接受其托付，继承并发扬其神学思想，二人工作一致，异象相同，在恢复本中广泛采纳早期古教父亚他那修，奥古斯丁等人所持守的真理，并积极吸收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以及各宗派中宝贵的神学亮光，特别继承了英国弟兄会达秘，牛顿等人所恢复的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真理的恢复带往前去。历世历代神圣启示的叠加，加上考古学（如死海古卷的出土）的发展，使学者们还原出更进一步接近原稿的文本，这对恢复本强调精准性和神圣启示的翻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直接决定了恢复本翻译的精准度。

 二、翻译过程

 李常受先生于1974年起，每年夏冬两季带领生命读经训练，按卷查读新约，将新约经文用英文重译，并加注解、纲目与串珠，为显示恢复历代失落真理之意，特标名为《新约圣经恢复本》，历时13年，按现存最精确的新约原文，即根据综合式文本的Nestle-Aland第26版（以下简称NA26），并在精通希腊文学者的协助下将中英文新约圣经恢复本校准及修订，于1987年冬正式出版。旧约恢复本的翻译工作，是在其完成整本圣经的生命读经之后，由曾经和李氏一同翻译新约恢复本之同工继续承担，加上中英文恢复本的翻译同工协助约数十人，依据当时极具权威的版本，即德国斯图嘎版《希伯来文卷本》（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以下简称BHS），以忠于原文、合乎中文语体为前提，逐字校订，于2003年夏完工。英文旧约恢复本完成于1997年，中文旧约恢复本完成于2003年。[18]

 叁，圣经恢复本翻译之特色

 恢复本在其《简说》中明确论到其翻译原则，节录如下：

“本新约圣经恢复本乃以华语中最通行的国语和合本为参，照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以及人地名音译，各面的优美；并以英语中所有权威译本，以及华语中所有选择的其他译本为参考，不但为借鉴、启发，也为避免偏见、误断”。

“翻译圣经，除基于对圣经原文之明了外，也在于对圣言中神圣启示的认识。……本译本所根据者，……可谓两千年来，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之认识的结晶，希能继往又开来”；“探究原文精意，用中肯、浅顺之国语表达，凡难造原文语气表达者，均加注解释”。

“凡难造原文直译，古卷差异值得注意或原文可有不同解读之处，均加注解释。为探明希伯来文经文之原意，古代亚兰文、希腊文、叙利亚文及拉丁文译本亦藏在参考之列，有时甚至沿用于经文中，而将希伯来文经文意思列为注解交代”。[19]

由此可见，恢复本的翻译原则首先是译自原文，忠于原文，并且站在历代圣徒所恢复之真理亮光的基础上，强调千年来圣经渐近的启示，强调精确翻译与神圣启示，并在不牺牲真理之准确的基础之上，参考圣经和合本等中英文权威译文，以照顾到中文的表达能够达意。恢复本的参考资料和注释来源也相当丰富，包括数十种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研究书籍、众解经家的著作、百科全书、字典、辞书、汇编、字义研究、希腊文文法书等，圣经和合本、思高本、吕振中译本、美国标准本及英文钦定本等中英文译本都常在重点参考之列。[20]其注释功能包括原文译注，字词诠释，疑难解答等。接下来笔者将根据上述圣经翻译的三种理论对恢复本进行详细比较分析，说明其既体现理论传承，又有特色发展。分别是译自原文的原则，一致性翻译的原则，信达雅原则以及恢复本如何平衡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

 一、译自原文的原则

 新约恢复本主要根据综合式文本的NA26进行翻译，其希腊文经文是目前极具权威的版本，其权威性与可靠性均建立在严谨的学术方法、丰富的古抄本基础以及广泛的学术共识之上，是经文鉴别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版本。NA26也被全球主流神学院（如挪威信义宗神学院、[21]金陵协和神学院）[22]及学术机构作为希腊文新约的标准教材和研究底本。旧约根据希伯来文BHS的1990年修订版，也是目前极具权威的版本。BHS是马索拉文本（MT）的现代学术版，其既保留了MT的权威性，又通过文本批判脚注为研究者提供多维视角。它是MT的标准化、注解化呈现，是希伯来圣经研究的基石工具。公元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虽然比 MT早约一千年，但它极大印证了MT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并进一步证明BHS的权威性。[23]类似的原则也应用于新约，NA26的底本（如梵蒂冈抄本）与早期纸莎草纸的吻合度达90%以上，在核心教义上无重大变异，保持了文本的统一性与稳定性验证。[24]

与和合本相比，恢复本更加注重译自原文，忠于原文，在不牺牲真理之准确的基础上，兼顾语句的达意与通畅。但在二者冲突之时，会选择牺牲语句的通畅而忠于原文特有精意。因此，某些经文会显得较为拗口与生硬。所以，经文中常保留许多新的中文文法和特色词汇，是和合本和其他译本中没有的，或者在和合本和其他译本中皆有之词汇，在恢复本中却另有翻译，另译新的词句。此种实行并非首例，吕振中先生在其译本中也有使用与和合本相异但更准确的词汇，正如前文所述，恢复本会借鉴吕振中译本中的字词翻法。因此，恢复本中有许多具有教派色彩的特色词汇，比如，召会（非教会），申言者（非先知），受浸（非受洗），污灵（非污鬼），诸天， 天（非天堂），灵里贫穷（非虚心），那灵（非圣灵），经纶（非安排），实际（非真理），七灵等，这些特色词汇在和合本等诸多译本中都没有见过，却是从原文直译过来的。所以，赵晓阳学者认为恢复本圣经是最富于基督教教派神学色彩的译本。[25]

以下对部分词语作一详细比较分析。

首先，“召会”这词首次出现太十六18，希腊文是”ekklesia，艾克利西亚”，意即召出来，用以指召出来的会众。[26]在汉希英逐字五对照《新约圣经》中也指出，召会原意为被召集在一起的人，因此可说，召会就是被神从世界中招出来归向基督的群体。[27]尽管在诸多译本中“教会”一词已成为通用词语，但为何恢复本却避免使用“教会”一词呢？，除有强调翻译准确达意之外，还另有原因，在长达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中，一提到教会人们便认为，教会是一栋建筑物，去到那栋物质的建筑物里，就是去到教会。然而这与圣经中神圣启示严重相左：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蒙神从世界里召出来的团体，是活的机体，绝非死的建筑。[28]所以，其从新约希腊文”ἐκκλησία（ekklēsia）”的词源和圣经文本出发，彻底否定“教会=建筑物”的观念。其特意使用“召会”一词，一为避免以往不准确的传统观念，二为指出一群蒙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信徒，在基督里聚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基督身体，是神的家和教会。[29]当然，在理解准确的基础上“教会”和“召会”也可以交互使用，其并未完全禁止采用，比如《神恩浩大》作者林子隆在其诗歌《路中人之诗》中也常用“教会”一词。

其次，还有“天堂”与“天”的区别，”heaven”,在思高译本和吕振中译本中多数翻为“上天本境”，新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2019版将其翻为“天上”，都避免使用“天堂”一词。和合本除了将之翻译为“天或天上”以外，另有关键的两处，分别在来九24和彼前三22将其翻为“天堂”。恢复本或许参考上述思高译本和吕振中译本的翻法，在该两处经文中分别将其翻为“天的本身”和“天”。也许因着早年和合本圣经的广泛流行和被人普遍认可，多数信徒都受其影响，普遍认为天上有一个华丽的物质大厦，死后人人都可到天堂那里享受安息和快乐。如此翻法对于当时没有学问的普罗大众，似乎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有利于福音快速传开，但事实上极为害意，对后续影响巨大（在翻译和合本圣经之时，西教士皆认为此乃暂时使用的译本，等后续华人神学家兴起之后，再有更精准译本来补充修正）。此种翻法易将人引向一个物质之地，而非属灵的基督身体，活神的城，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座属灵意义上的城实际上并非一座物质、无生命的城，乃是表征历代以来所有蒙神救赎、重生、变化、得荣之圣徒活的组合，乃是一个集体活的人位，今日就要操练活在其中，与主同住。[30]恢复本如此翻法，一为忠于原意，二为明确其正确的神学教导，就是将人对盼望进入天上华厦的观念转变为今日就需要竭力追求虔诚和圣洁，操练与神同住，将来成为神人互住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享受永恒安息，并非更改圣经。

再次，和合本中的“先知”一词，”prophetes”原文有传讲之意，指照着神的启示说话的发言人，有时候也指受感说预言。[31]吕振中译本率先将“先知”译为“神言传讲师”，[32]也是比较贴近原文的。恢复本参考其译本并综合比较，决定将其翻译为“申言者”较为合适。另有创世纪一1，恢复本将其翻为“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原文里的” shamayim”是复数”Heavens”,指多层天，诸天。在 Darby译本，NIV和ESV中都是指复数。所以，翻为诸天比较达意。另有许多字词句的详细例证请参读《圣经恢复本推介》一书。

另外，笔者也尝试根据王上七14（上）（以英文钦定本的译文做为参考背景）的经文，来比较分析和合本与恢复本在关于户兰身世上的翻译差异。以下列出三种译本的翻译：

 他（户兰）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泰尔人，作铜匠的。（1919年《和合本》）

 他（户兰）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属拿弗他利支派，他父亲是推罗人，作铜匠的。（2003年《恢复本》）

 He was a widow`s son of the tribe of Naphtali, （《英文钦定本》）

 根据希伯来语法和圣经文本的惯用表达方式，此句可理解为户兰属于拿弗他利支派，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其原文句式"A是B支派中C的儿子"，该种语法结构是典型的希伯来所属关系表达，描述支派名称直接修饰"儿子"（即户兰），而非"寡妇"。"寡妇"只是补充说明其母亲的身份状态。然而，上述和合本的翻法，让人分不清谁属于拿弗他利支派，是“寡妇”还是“户兰”。或者让人误解为户兰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寡妇，户兰是她的儿子，有些模棱两可。恢复本的翻译直接明了户兰属拿弗他利支派，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毫无悬念。再参照英文钦定本中的英文语法就更为明显，表明此种翻法是正确的。

同样的语法结构也显示在代下二14（上），在原有译文之上，分别加上现代中文译本，当代译本和吕振中译本的译文：

 母亲是但支族人，父亲是泰尔人。 (1995年《现代中文译本》）

 他的母亲是但支派的人，父亲是泰尔人。 (2016年《当代译本》)

 他是但族女子中一個婦人的兒子；他父親是推羅人。（1970年《吕振中译本》）

 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 (1919年《和合本》)

 他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推罗人。（2003年《恢复本》）

 根据以上语法结构分析同样可以看出，《现代中文译本》、《当代译本》和《吕振中译本》比较接近原文，和合本仍然翻译得模棱两可，或许是恢复本借鉴和合本的方法，也受它影响，并未做出改变。笔者认为若是恢复本继续它在王上七14（上）翻法，恐怕是最好的。[33]所以，任何一个译本都不是最完美的。新约中文恢复本在1987年出版之后，仍有不断小幅度的更新修正，比如少量措辞优化，补充属灵亮光，修正早期翻译偏差等等，直到2003年成为当前权威译本，后续仅有细节优化，并无重大修订。[34]或许恢复本若干年后再有重大修订之时可以考虑将其订正。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正确结论：户兰属于拿弗他利支派，母亲属于但支派，父亲是推罗人。该种翻法好像显示出户兰的身世比较复杂，但在恢复本王上七14节的注解中以及创世记生命读经85-86篇，却引出其独特的神学解释和亮光，在此不做讨论，若有需要，可参阅以上相关资料查询。另外，关于户兰在该两处经文中身世记载的差异，也是圣经研究中著名的文本差异问题导致的。在此不做赘述。

总结来说，恢复本依据新旧约权威底本，译自原文，忠于原文，并参考借鉴多种中英文权威译本，一面体现新译本对老译本的继承和传承，另一面体现了新译本的创新和发展，其采用上述诸多崭新中文文法和特色词语，体现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和特色。笔者建议使用2003年中文完整版或1999年英文版最为稳定和完整。试想在百年之后或许它也有重新修订的必要。因此，并不是每一个译本都是完美的，世上也没有终极译本的存在，只有不断更新进步和不断创新发展的译本。

 二、一致性翻译的原则

 正如前文所述，一致性翻译理论是指一种旨在保持原文与译文之间在术语、神学概念和神学主题上高度一致的翻译原则，以维护圣经文本的连贯性和准确性，避免因上下文差异而随意替换词汇，容易产生歧意；也避免因文化适应而模糊其神学内涵和表达逻辑。该理论不只在《 国语新旧库译本》和《和合本修订版》有体现，在恢复本中也常有体现，笔者尝试举出三个例证加以阐述。

（一）在和合本中，希腊文 “oikonomia”一词，分别在弗一10和三9译为“安排”，提前一4译为“章程”，弗三2，西一25译为“职分”，林前九17译为“责任”。按字义说，”oikonomia”一字由“oiko”（家）和“nomos”（律法，管理或分配）两个希腊字所组成，可以直译为“家庭律法”、“家庭行政”或“家庭管理”。由于其字尾（nomos）与约十9的草场“nome”同源，含分配草场给羊群意，也含分配意。所以该字可引伸为行政（分配）的安排（dispensation），计划（plan）或经纶（economy），所以也是家庭经营。[35]比较上下文，该字在新约中有两种用法，在神一面特指神的经纶或者计划；在人一面特指神托付给信徒的管家职分（stewardship）。根据对上下文的理解和该词的两种用法，恢复本对此做出了明确区分，在面向神时，将弗一10节，三9节，提前一4节统一译为“经纶”；在面向信徒时，将弗三2节，西一25节，林前九17节译为“管家职分”，如此精确表达，使读者在读经时也可以有区分，一面是明白神经纶的启示，一面是看见人的职责和托付而投身其中。[36]在和合本圣经中缺少体现。

（二）“灵（ Pneuma）与魂（ Psuche）”的翻译也是如此，在原文其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恢复本因此也将其做出明确区分：分别统一译为“灵”和“魂”。然而，和合本面对“灵”和“魂”二字时，或许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和界限，翻有以下诸多不同词汇：心（太五3）、心志（路一17）、心灵（罗一9、八10）、灵魂（太十28、彼前一9）、精意（林后三3）、圣灵（弗三5）、生命（ 太十六25）等。非常明显和合本对这些词汇并未作出明确区分，在术语和神学概念上的不一致以及不断替换的词汇，忽略了圣经文本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三）经文中，希腊文“homothumadon”一词，原文意“同心合意”，和合本对该同一字根也有不同的词语表达，分别译有同心合意（徒一14），一心（徒十二20，罗十五6），同心（徒十八12），齐心（徒七57）。虽然意义相差不大，但基于一致性翻译的原则，为保持神学连贯性和相同的表达逻辑，将之统一译为“同心合意”最为可取。和合本在其他的词汇上也常是如此，比如恩典，身体等，其常根据上下文对译词作出弹性调整且幅度过大，也常会与其他词语合并导致译词众多。[37]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和合本在翻译上有许多问题，但并不否认其在当时的权威性和流行度，在当时确实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译本。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需要后续更加准确的译本出版以便更臻完备。比如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和合本修订版，恢复本等译本，正是为此而生。

 三、信、达、雅原则

所有的圣经译本都需要面对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其翻译定位都会处在两端光谱之间的某一点。严复先生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也是在平衡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只是其说，信、达、雅三者完全兼顾，实为做不到。

唐子明博士在其著作中也如此认为，并提出进一步的意见，就是每个译本需要重视定位的问题，需明确自己的翻译取向和定位，如此使读者能清楚译本定位，便能做到心中有数，更好地掌握文本内容。[38]同时其也提出建议，该建议和前文倪柝声所提出的设想如出一辙，非常相似，就是读者可以选择几本不同定位的译本来阅读，比如一本偏重直译，一本偏重意译，一本则偏重中间的版本，对多种译本同时进行比较阅读，如此便能避免因阅读单一译本而有所偏颇，以便正确领会圣经原意。[39]但能有如此深入研读的，恐怕只有少数有心研究的专家学者，神学生和牧师，对于普罗大众的信徒，往往是浅尝辄止，只需要一个版本就已足够。

笔者认为各个译本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做到动态平衡，没有一个译本在任何方面都是全面兼顾的，都不过是在某一个定位，光谱的某一点相对比较成功，比较权威。比如《吕振中译本》语言直白，偏向直译，尽量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适合学术界和圣经研究者深入研经使用。《现代中文译本》语言简洁明了，偏向意译，适合现代读者，特别适合非基督徒和初学者个人阅读使用。《新译本》语言现代化，更接近现代汉语口语，适合年轻一代和现代读者的口味。《恢复本》强调精确翻译和神圣的启示亮光以及属灵应用，比较适合研读和生活应用。《和合本》忠于原文，又不失通顺流畅与文雅韵味，在当时的处境中相对来说，翻译得相对比较平衡，中庸，实为难得，受到各家一致好评，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圣经译本。所以，在新文化运动的期间，得到广泛流传和众人的喜爱。

 四、恢复本圣经如何平衡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

恢复本圣经，顾名思义是以恢复圣经原意为宗旨，开创了独特的翻译路径。作为后起之秀，其相当一部分是传承和合本和部分英语权威译本的诸多优势，竭力平衡信、达、雅之间的张力，以保留优美的中文语体，同时也在其基础之上另有发展和创新。

一面，在恢复本中可以看到和合本的影子，特别在词句和语体上。在恢复本的《简说》中其论道，“翻译圣经惯例总是承先启后。后者借助于先者，进而更有所见。圣经恢复本乃以华语中最通行的国语和合本为参，照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以及人地名音译，各面的优美。”[40]所以，其在语言的优美等优点上尽力与和合本保持一致，尽力采纳。恢复本中有许多一字词语，二字词语，四字词语等都与和合本完全一致，比如信心、爱心、盼望、行事为人、柔和谦卑等。

另一面，其特为避免偏见与误判，也参考其他诸多语言（比如英语，希腊语）权威译本以作借鉴和启发，以最权威之原文古卷为根据，以忠于原文精意为第一原则，同时不惜牺牲语句通顺和文雅而追求精准翻译，仔细发现，在文中也有诸多例证，显得略微生硬。比如弗三9，弗四13，提前二10等。[41]其也强调，凡有难照原文语气表达者以及难懂的词句，均加注解作一解释。所以，该译本除有精确翻译之特点外，还有大量的注释，丰富的纲目，串珠和图表，一面是对直译过于生硬之缺陷的补充，进行原文译注，另一面是阐述真理启示和属灵亮光以补全理解缺陷，并帮助传达原文深层的多层属灵含义，对原文作出深度诠释，以进行疑难解答。

那么，恢复本如何平衡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呢？与和合本相比，其偏重直译，体现出字面准确的精确翻译特色，但又不像吕振中译本极端直译，其仍有诸多词汇竭力保守和合本优美典雅的风格。不过，加上大量注释是其又一特色，其独特的注释体系构建起立体解读的模式，使得对整本圣经的翻译以及所展现的神学亮光浑然一体，稀释了直译所带来的缺点与不足。此种直译加注解的独特翻译理念，既贴近原文思维忠于原文，体现对原文的敬畏，又超越文字限制，将属灵启示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不过该做法也非首创，前有1962年的《新牛津注释圣经》（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NOAB），后有1990年的《圣经启导本》，1996年的《新国际版研读本中文圣经》和2000年的《吕振中注释版》等，都有大量注释。该种翻译理念，对偏重直译之法的译本，不失为一种绝佳的平衡之路，对同时代以及后期的圣经翻译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以下对恢复本中的部分注释加以举例。

（一）圣灵充满与圣灵充溢

恢复本中对”圣灵充满”的注释记载在徒二2注2和徒十三52注1，对”圣灵充溢”的注释在徒二4注2。该二词在希腊原文是不同的字根，”圣灵充满”在原文是”pleroo”，”浦利路”，指在里面充满。如徒二2所记圣灵如同一阵大风充满整个屋子。另有徒十三52记载，门徒就被喜乐和圣灵充满。这是指圣灵在里面素质一面的充满，是为着人的生命。这里的喜乐是生命的事，不是能力的事。[42]这启示圣灵是在里面将人充满，为着人生活上的喜乐与平安。而”圣灵充溢”在希腊文是”pletho”，”浦利奏”，（也用于四8，31，九17，十三9，路一15，41，67，）指在外面充溢，如二4所记圣灵在人的外面充溢门徒，就说出别国的话来。又如徒十三9记载保罗被圣灵充溢，在外面得着圣灵的能力说出刚强壮胆的话，抵挡行法术的以吕马。[43]这是指圣灵在外面的充满，是为着人的能力和行动。这是能力的事。这些注释对该两个词语进行清楚明了的阐释说明和区分，有利于消除读者的理解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翻译上的不足。

（二）神性的爱与人性的爱

同样，”神性的爱（希腊文agape）”与”人性的爱（希腊文philadelphia）”，在恢复本中也有清楚的解释。对神性之爱的解释是在彼后一7注2，对人性之爱的解释是在帖前四9注1，该两处注释同样把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区分得清楚明了，使人在参读圣经之时，可以明白字面之下深层的属灵含义。

以下分别列出彼后一7三种译本的经文做出比较分析。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1919年《和合本》）

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2003年《恢复本》）

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 (1990年《新译本》)

通过对该三个译本经文的对比，明显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合本翻为”爱众人的心”，实际是指基督徒的最高美德能够像天父那样爱众人，事实上这爱与爱弟兄的爱是不同性质的爱，但在译文中看不出其区别。恢复本中可以明显看到“弟兄相爱”与“爱”在翻法上的分别，实属不错，但在经文上仍无法明白具体的区别。若没有注释的话，笔者更加认同新译本的翻法，其明显区分了弟兄的爱与神圣的爱，让人读后一目了然。但若恢复本加上注释，就完全补充了其在翻译上的不足。恢复本在彼后一7注2中，指出这个“爱”原文在新约中用以指神圣的爱，就是神在祂性情上的所是。这比人的爱高尚，妆饰基督徒生活的一切品质。这比人的爱能力更强，度量更广，信徒若凭着神圣的生命而活，并有分于神的性情，就能被这爱浸透，并将这爱完全彰显出来。这样的爱需要在弟兄相爱上得着发展，以管治弟兄相爱，并在其中流通，好完全彰显是这爱的神。[44]由此可见，恢复本译文加上大量详细的注释，极大补充了其在翻译上的不足，既贴近原文思维，又超越文字限制，将属灵的启示完整地呈现出来。

帖前四9注1也论到”人性的爱”，原文是”philadelphia”，”非拉铁非”，由”phileo”，”非拉，爱（指一般的爱，如亲爱）”和”adelphos”，”阿戴弗斯，弟兄”所组成。是指对兄弟姐妹的爱, 手足之情，在新约中指基督徒彼此情同手足之爱。[45]恢复本加上注释的解释是对译文翻译之天然限制的有益补充，该种做法超越了传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为圣经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除此之外，恢复本中共有16181笔丰富的注解，[46]比如施恩座，挽回祭（罗三25），真理（约壹一6）等词汇的注释，都是对圣经译文的有益补充，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综上所述，恢复本为平衡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张力，开创了“直译+注释”的独特翻译之路。其一，采用逐字对应，保留原文结构的直译风格，保持原文精确性。其二，为平衡直译之缺陷，加上大量详尽注解（如字义辨析、属灵亮光等），弥补直译上的理解局限，稀释直译上生硬拗口的浓度，形成“直译+注释”的特色体系。这种翻译理念，一面是借鉴与传承，一面是创新与发展，超越了传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为圣经翻译提供了新的路径，对其他圣经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作用。

肆、圣经恢复本面临之挑战与机遇

自从1919年《和合本圣经》出版以来，其在中国基督徒当中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深，最受欢迎的中文圣经译本。在华人信徒心目中，其权威程度甚至直接等同于“中文圣经”的权威，将之视为神圣不能更改之神的话语，并在潜意识里排斥其他译本。[47]尽管在1970年之后，港台地区出版多个中文圣经译本，但在内地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新旧约中文恢复本也是在此背景之下，分别于1987年和2003年得以出版，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其自问世以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基督教界，对恢复本的评价褒贬不一，多因其神学和注释富有地方神学色彩而产生。其中批评者认为其神学立场与主流基督教有差异，其注释带有特定的神学立场，缺乏多元神学视角。更有人质疑：“恢复本是否篡改了圣经”、“恢复本充满了李常受自己的教训”、“既然有了和合本，为什么还要恢复本”等等。

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尝试分析其部分原因，一是恢复本所教导的神学迥别于基督教会传统，虽然迥别于教会传统，却合乎正统，无论其三一论，基督论，救赎论等神学观点都合乎新约正统，[48]合乎使徒信经。只是其神学表述和词汇比较富有宗派特色，台湾基督徒信仰研究学会研究员谢仁寿认为其是用“去神学术语化”[49]的普通语言阐述其神学主张，在教外人士看来显得有些另类，加上在前期缺少与主流基督教互动与来往，所以极易引起误解。二是其独特的翻译理念和富有特色的宗教术语创新，特别是大量地方神学色彩的注释都易引起误解。如前文所提申言者，召会，经纶，天的本身（与天堂相对），七灵等词汇，对于一生之久都在诵读《和合本圣经》或其他流畅译本，并将之奉为绝对权威的主流基督徒读者而言，突然遇到如此生疏，拗口甚至奇怪的词汇，一时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也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有人认为恢复本教导圣经没有天堂，那么人死之后会到哪里去呢？这会引起极大敌视。不过恢复本并无此意，只是将人认为天上有物质的天堂这个错误的观念转为对属灵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渴望，就是重在今生就要有份和预尝，然后再到“那日”全享。不过近二三十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地方召会无论在宗派关系，还是在社会公益等层面都有长足发展和突破，作出了诸多变革，一改封闭、保守之印象。[50]

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恢复本褒贬参半，他们肯定恢复本对原文的细致分析（如希腊文动词时态、冠词）和丰富的交叉引用，却对富有神学特色的注解保留意见。如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School for Ministry）新约教授罗德尼·惠特克（Rodney Whitacre），在其著作《约翰福音注释》（A Commentary on John, 1999）中评价道，恢复本在翻译希腊文动词时态（如现在时、完成时）时，比许多主流译本（如NIV、NASB）更严格地反映原文的语法细微差别。特别肯定恢复本在约翰福音中对“持续状态”动词（如“信”、“住”）的翻译，更清晰地传递了原文的持续动作含义。[51]另有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希腊文教授丹尼尔·华莱士（Daniel B. Wallace），《希腊文语法超越基础》（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作者。其肯定恢复本的语言细节和语法严谨性，在学术讨论中提及，恢复本对希腊文动词体态的处理比许多动态对等译本（如NLT）更贴近原文语法结构。不过他们均对注解持有保留意见：翻译虽精确，但注释常为地方召会神学服务。  “召会”，“经纶”等词虽符合直译，但易造成与其他基督徒群体的隔阂。[52]

另有，著名的神学家骆维仁（Loh，I-Jin）对恢复本圣经有正面积极的的评价，他说：“另外一个新约译本是‘恢复本’，与 1987 年印刷。该译本由李常受主持翻译，尝试保持和合本的味道，但是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把现有英文和中文版本中好的翻译吸收进来。其注解丰富，意图把经文中属灵的意义提取出来。该译本采用了新的翻译词汇，如……把 word/logos 翻译成话（和合本作道），……baptize翻译成浸（和合本作洗）。”[53]王艾明博士（原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倪李重要著作，其认为，从严格的学术考证来看，世界各地召会（或聚会处）传统所使用的《圣经（恢复本）》其实是诸多种的汉译圣经正典之一。[54]

在当前多译本并存的大背景之下，圣经翻译多样化，译本功能多样化，圣经翻译呈现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多元局面。恢复本在此背景之下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是开放多元的局面打破了一家独大，单一权威译本垄断的地位，引发人们对没有终极译本的再思，有利于圣经译本的多元发展和创新探索。开放多元的思想使人们愿意接纳新的译本，并对新的译本抱之客观，审慎的态度。中文恢复本的出现对圣经翻译领域起到即是有益补充，又是丰富发展的作用，其精准性和独特的注释系统也受到特定基督徒群体的推崇，并逐渐受到部分主流基督徒和神学院的接触与接纳。挑战是其独特的宗教术语创新和富有地方神学色彩的注释遇到诸多阻力，挑战和质疑。其独特的神学视角，缺乏多元的释经对话以及宗派术语优先性容易受到批评，造成跨宗派理解的障碍。对于习惯流畅译本的读者可能显得生硬，不易被接受。所以，该译本大多在其教会内部流通，若要推广与发展，仍需要与基督教界多有交流探讨，取得认可消除误解，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总体说来，恢复本直译加注释的独特翻译理念和富有地方神学色彩的注释，既是其优点又是其缺点，既是其特色又是其短板，各方面对此种情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笔者认为相互之间需要多有交流探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吸取众家之长，各照所需为己所用，也需要解放思想，以开放、多元、包容的态度看待所有主内新旧译本。面对所有神家内部分歧之事，作为神家的一员，笔者用17世纪德国神学家鲁珀特·梅兰希顿（Rupertus Meldenius）的一句话作为概述：”在基要的事上一致，在次要的事上包容，在所有的事上相爱”。[55]

伍、结语

圣经翻译是一件既神圣又严谨的工作，既要确保神学准确性，又要兼顾语言可读性。相较而言，西方更早具有系统化的圣经翻译理论，从《七十士译本》到《新国际译本》等所展现的翻译原则，从古代教父耶柔米，到现当代圣经学者尤金·奈达，劳伦斯·韦努蒂等人主张的翻译理论，不难看出西方圣经翻译理论发展的脉络走向和具体理论原则。不外乎直译和意译两种理论之间的多年之争，直译追求字句对应，却常使之生硬；意译注重文意通达，却易偏离原文。中文圣经翻译作为后者，离不开西方圣经学者与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二者虽然在诸多因素上存在差异，但在核心理论上高度一致。双方都认同译自原文的权威指引，都坚守一致性翻译理论，也同样需要处理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张力（信达雅原则是尝试动态平衡的中国表达方法），并认可不同定位和取向的译本适应不同的受众和读者群体，双方也均需处理宗教术语处境化的问题，避免过度文化适应导致教义失真。

恢复本翻译的负担缘起最早起始于神学家倪柝声，可惜其没有机会付诸实行，后由其同工李常受接续负担和托付，带领美国水流职事站（LSM）团队完成新旧约英文翻译并附上注解，中文新旧约恢复本经华语翻译团队不断修订，最终于2003年全部完成。其底本主要基于希腊文《NA26》和希伯来文《BHS》文本，并参考多种译本（如KJV、ASV、RSV， Darby 译本，和合本，吕振中译本等），以精确翻译和属灵亮光为目标，采用逐字对应，保留原文结构的直译风格。但其也特别重视对和合本的参考，延续和合本优美典雅的风格，尽力遵守信、达、雅原则。其坚持以译自原文为首要原则，更加注重直译和精确翻译，故其保留诸多新式中文文法和特色词汇，此种实行在吕振中译本等译本中皆有体现。所以，恢复本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另外，一致性翻译理论在恢复本中也常有体现，在后来的诸多译本中皆有体现，比如和合本修订版则更加重视，其译文中有更多例证可以举出，足见该理论在和合本修订过程中的重要性。

除了忠于原文、精确翻译、宗教术语创新和一致性翻译等特点之外，恢复本为平衡直译上的缺陷，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形成了直译加注释的独特翻译理念。这是其又一特色。此种翻译实践不仅解释经文中难懂难解之词句，更揭示经文的内在联系，构建立体解读模式，在弥补直译的缺陷上，起了重要稀释和补充作用。此种翻译实践和注释系统，既保持了原文的精确性，又注重属灵意义的传达；既有严谨的学术支撑，又兼顾读者的理解需求，超越了传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

恢复本独特的翻译理念和注释系统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该译本通过对传统译经原则的系统性承袭，实现了对既有优秀译本语言学遗产和释经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其创新性的诠释范式构建了新型的圣经诠释学框架。这种辩证性的翻译策略既保持了译本间的历史连续性（表现为对传统译经学成果的吸纳与整合），又通过方法论革新（如多维度译本比较系统）突破了传统翻译的局限。此种“承继-超越”范式，既是一种尊重，又是一种超越，不仅为当代圣经翻译提供了启发性的元理论参照，更在实践层面创立了可复制的文本处理模型，对圣经跨文化传播研究具有显著的革新意义。不过，颇具争议的是，恢复本是最富于基督教教派神学色彩的译本。特别是富有特色的宗教术语创新和属灵亮光，常因鲜明的地方神学立场，引发诸多讨论和质疑。从翻译学和宗教学视角而言，理想的译本应当致力于跨宗派普世性和文本中立性，在核心教义表述上保持客观性，同时减少带有宗派特色的诠释性翻译。但在现实中完全中立似乎难以实现，比如，思高本比较偏重天主教色彩，当代译本比较偏重灵恩派特色，恢复本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个译本都有其定位和取向，也都有其神学立场和神学局限性。适合所有群体阅读的终极译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正如信、达、雅三者完全兼顾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圣经翻译多元发展，多种译本同时并存的今天，每种译本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神圣文本的致敬与探索，其不仅是动态的发展，更是螺旋上升渐进式的过程。古今中外的每个优秀译本都存在其丰富性和独特性，在世界圣经译本之林中皆拥有一席地位，如此才造就今日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圣经译本大局面。面对多样化，开放性的大环境，我们当以彼此珍赏的眼光，虚怀若谷的态度，多方探讨交流，互通有无，兼收并蓄，解放思想，博采众家之长，以期取长补短，消化吸收，对古今中外每位优秀译者的贡献都能心存感激，为神千百年来奇妙的带领献上敬拜，也让神的话语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与广传。同时，我们也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将会有更多、更优秀的圣经译本在后人的推动和研究下不断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