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一 背景模糊的祖父倪玉成

倪玉成是谁？或许读者仅知道倪玉成是倪柝声的祖父。在倪柝声800多万字的《文集》中，有关祖父倪玉成的记载仅有一句话，即“当日因为牧师只有祖父（倪玉成）一人，闽中三公会时常把他轮流借用。”（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七册P364）。而这句话也被后世一些倪柝声传记作家将倪玉成演绎为“闽中第一牧”。经多方努力，笔者终于在《中华基督教史甲编》（神学志特号，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第十卷第三号）和《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年鉴》（1948年）中有了关于倪玉成的重大发现。

这两则重要的史料使我们对倪玉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仍有两大谜团我们无法解开。一是倪玉成的“身世”如何？二是倪玉成的信仰状况如何？按照常人的思路，倪玉成为“闽中第一牧”，也属于“光宗耀祖”的大人物，同时又是“名牧”，应该有美好的“见证”。那么为何倪玉成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世”与“见证”?现在我们所关心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倪柝声祖辈不愿公开自己“身世”与“信仰”的原因。揭开这两个问题其中的缘由，对于研究倪柝声走上与传统基督教决裂的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将倪玉成信仰放在基督教1840年后基督教传入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倪玉成不愿公开“身世”与“见证”的原因。

一、倪玉成不愿公开家世的缘由

有关倪玉成为何方“神圣”，至今仍无学者找到可靠的文字记载。据倪氏后人回忆，倪氏祖辈来自浙江金华。按照福建倪氏族谱的有关记载，浙江金华倪氏应是早年由金华经福建建宁府迁至福州一带。经笔者考证，倪柝声曾将自己的籍贯填写为福建闽侯，但因闽侯倪氏分布在好几个村落，我们仍无法确定倪玉成的身世源自何方。

那么倪玉成为何不愿公开自己的的家世？这与基督教1840年传入中国后遭到中国人强烈抵制有密切的关系。

倪玉成出生时，正值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剧烈动荡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英国政府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福州、广州、宁波、上海、厦门五个通商口岸，并规定“自后有传教来至中国，须一体保护”。《南京条约》使西方传教士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传教机会，为他们在华传教提供了合法的依据。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清政府又分别与美国、法国签订《望厦条约》和《黄浦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医院，为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提供了稳固的据点。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清政府发布了关于解除“教禁”和发还天主堂旧址的上谕。至此，在中国被查禁长达120年的基督教正式解禁。但清政府并未赋予西方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的权利，因此，其活动区域仅局限于五个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于1858年同俄、美、英、法4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西方传教士享有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扩大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权利，“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各差会根据此项条款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建立教堂、会所。根据不平等条约 “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各个国家对这些传教特权都可以享受“一体均沾”的待遇。据此，西方传教士不但可以随意进入各省传教，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各国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传教热潮。

虽然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的中国封闭的大门，但并不意味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从此以后就可以一帆风顺。从本质上说，以上帝一神崇拜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世俗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打破了儒术的一统天下，对以儒家伦理为组织原则、以宗法家族为组织基础的中国皇权、父权、夫权统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具体而言，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而中国人则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基督教主张“人类一体”说和“世界一家”说；中国传统却特别注意“严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浓厚的排它性。中国人因而斥基督教为“不敬祖”、“不祀神”、“男女混杂”、“破坏风水”、“无父无君”。

文化上的冲突导致基督教在华传播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精英包括最基层的宗法家族族长的强烈反对。而“中国的宗法组织内部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所谓“国法不如家规”族长、家长握有支配财产、执行族规家法、决定同族人公共事务的大权。没有族长的许可，族人擅自决定皈依基督教，轻者被逐出家门，重者家法处罚。倪玉成的好友，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乃裳1866年受洗入教后即遭乡中士绅责难甚至殴打，其在自传《绂丞七十自序》中回忆道：“其时风气盲塞，人心昏昧，诟谇窘逐者遍乡间，周旋殊为苦楚。幸乡中聚族而居，千百人皆有血统。虽诽谤凌辱，甚至受朴，而卒无加害者。”（《绂丞七十自序》P1）。因此，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困难重重，信者寥寥。自1842年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抵达厦门鼓浪屿传教至1856年，福建省没有一人受洗入教。到1857年，长乐人陈安在福州天安堂受洗，成为福建第一个新教徒。

为应对传教困局，西方传教士通过开办医院、建立学校、收养弃婴、开展救穷济贫、戒烟戒赌等社会公益活动甚至发放金钱、食物等手段吸引下层民众入教。这就是福建南部的群众至今仍将信仰基督教统称为“吃教”的由来。

倪玉成皈依基督教，正是在中国主流社会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传教士推行“自下而上”策略进行传教的结果。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派传教士杨顺和弼履仁夫妇来福州，以（福州仓山区）中洲为立足地，在江南桥畔赁屋传教，翌年把传教中心扩展到（福州台江区）南台铺前顶保福山（今吉祥山）。1853年“（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卢力等移住保福山作根据地,买得某家花园一座,又租得项家茉莉园地方很大,预备建筑洋屋三间，作布道所的、住家的、作印刷所的、开办男女学校的。可惜本地子弟不愿意来求学，经卢公多方劝导，完全供给，就有数个人来念书。”男校“第一届学生，就是沈守真、倪玉成、刘孟湜、王炳臣四个人，有学问，也有道德，实心信主受洗后，立志传道。王炳臣半途辞职外，这三个人忠心做主的工夫，不怕什么艰难，什么拦阻，愿意传主的十字架。公会要帮助这几个青年求好的配偶作家庭的模范，可惜本会没有这样的人才，特地求宁波、广东的贤德学女帮助。沈守真娶宁波的，倪玉成娶广东的，刘孟湜娶美以美会的，异地借材，秦晋联婚”。这是至今我们能找到的有关倪玉成身世的最珍贵史料。这则史料说明，倪玉成并非“闽中第一牧”，只是福州美部会最早按立的华人牧师之一。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则史料揭开了倪玉成为何不愿公开自己家世的最根本原因。从以上寥寥数语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一、倪玉成家境贫寒。倪家无力支持其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只能到教会学校免费就读。二、倪玉成为外乡流入福州。尽管传教士提供免费教育，迫于传统与宗族的压力，“本地子弟不愿意来求学”，只有外地人远离自己的宗族，才敢于到教会学校求学。但即使如此，为防族人迫害，倪玉成还是不愿公开自己的家世。三、基督徒不为社会所容。从家族的角度看，倪玉成信仰基督教绝对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美事，反而是十足的“家丑”，是大逆不道，为家族、社会所不齿，以致于无法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女子为妻，所以教会才特地广东的“贤德学女帮助”。

二、倪玉成不愿公开自己见证的缘由

原因很简单，倪玉成虽然自1862年至1890年任美部会在闽“第一堂”--福州铺前顶救主堂任牧师达二十八年之久，但并没有什么好“见证”。

倪玉成与同时代入教的中国底层民众一样，皈依基督教带有极强的功利性，首要目的是摆脱自身贫困的命运，而非追求基督教信仰真谛。因此，尽管其从事基督教教职，但仍然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为人：一是多子多福观念。建立于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传宗接代”为宗旨，以“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累世同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特征的传统生育观念长期以来支配着中国普通民众思想，这种思想无疑在倪玉成的家庭得到充分体现。在倪玉成的50年人生中，共育有七子五女，七子分别为：倪文明、倪文斌、倪文彩、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倪文德、倪文超、倪文钦。二是功名观念。“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则是实现理想追求的唯一路径。倪玉成缘于自已家庭出身贫寒低微，希望儿子能够通过读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尽管倪玉成送儿子倪文修进入鹤龄英华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但还是坚持让他参加科举考试，中学还没毕业，就通过院试中秀才，获得出任官职的资格。三是宗教职业者倍受社会歧视。在中国，朝野人士往往视宗教职业人员为社会寄生虫而加以歧视排挤。“从儒教的角度观之，‘甘心剃发为僧，并不顾父母妻子’的人，都是值得怀疑与鄙夷的，他们大多是出于生计无著，才被迫走上这条不归恶路。”倪玉成因从事宗教职业而改变了家庭命运，但作为华人基督教职业人员，长期寄生篱下、待遇微薄以及被国人斥为“洋奴走狗”，使其对自己所从事宗教职业并无好感甚至厌恶。因此在其十二个子女中，并无一人继承其衣钵，这种厌恶情绪甚至影响到其家人。倪柝声在《三次见证》中说：“在我眼目中的传道乃是世上最轻微的事，是最下流的。那时的传道人，多是欧美牧师的雇工，须看牧师的情面，每月不过赚得八九块大洋。”

既然华人基督教职业人员收入微薄，倪玉成如何养活十二个子女并且支付他们高昂的学费呢？关键在于按照基督教传统，牧师除薪水外，还有数量不等的“红包”收入。所以在薪水之外，倪玉成应当常有“车马费”、“奉献包”等额外收入来补贴家用，使其能含辛茹苦地将众多子女拉扯成人。

（作者：远方）